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了一个趋势，就是在疫情期间，很多公司开始采用具有监控性质的管理软件，跟踪员工远程工作的情况：
- 美国佛罗里达的一家营销公司使用了一种软件，每隔十分钟会对员工的电脑进行截屏，并且还能记录员工在各项任务上的耗时，比如一个人花了多长时间看视频，花了多长时间浏览新闻等等。通过分析这些记录，软件会给员工的工作效率进行打分，上司也可以知道员工在什么类型的任务上花费时间最多。
- 再比如说，另外一家佛罗里达的软件公司，能让上司实时看到员工的电脑屏幕，或者对员工的电脑屏幕进行录屏。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说，自从 3 月底美国疫情蔓延开始，他们公司收到的业务咨询跟平时比涨了三倍。而且，公司目前的 2000 个客户当中，有 1/3 都在疫情期间加订了服务。
- 去年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就曾经报道，微软公司会用自己公司的 Office365 服务，收集员工跟客户之间聊天、发邮件和开会的频率，甚至是员工日历上的日程，然后微软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，来评估员工的工作效率或者管理的成效。今年年初，每个微软员工都收到了一份个性化的报告，报告里的表格展示了每个人把时间都花在了哪，并且还针对他们如何能建立更好的社会网络给出了建议。微软还把这个分析软件出售给其他企业，包括零售巨头梅西百货，以及做房地产贷款的房地美公司。
而这种软件其实还是比较基础的——更高科技的软件，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，分析员工打电话的语调或者会议室的对话，从而判断一个团队的团队文化怎么样，比如说是不是有人霸占对话不让别人说话，谁会经常表示反对，谁特别不愿意聊一些情绪化的问题等等。这些现象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在职场上，越来越多的员工行为都可以被转化成数据，而当管理者对于这些数据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分析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找到更好、更高效的方式来开展业务，甚至是针对每一个员工的个体行为进行优化。
可是，葛派力教授却说，虽然这些数据分析工具是新的，这背后的管理理念却陈旧得很。这怎么说呢？假如你对管理学有所了解，你可能会听说过一个叫弗雷德里克·泰勒的人。他是上个世纪初最著名的管理学家之一，因为他发明了一套管理方法，叫“科学管理”。葛派力教授介绍说，简单地概括科学管理的理念就是，工作方法有优劣之分，而最好、最高效的方法只有一种。谁知道这种最好的方法呢？工程师们。工程师们发明工作方法、工作流程，而工人们只需要按照方法和标准执行就可以了。
在这套理念之下，每个工人的工作量都得到了精确的计算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劳动定额”。以前工人是按照工作时长来拿工资，但是在“科学管理”的理念之下，工人要按照完工的件数来拿工资。而且，工厂还应该对工人的作业进行详细的检查，确定出完成一项工作的最佳时间。用这套理念，泰勒大大地提升了当时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，也为美国工业化的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。后来，这套科学管理方法也逐渐进入了非工业企业，从薪资系统到办公室设计，都受到了“科学管理”理念的影响。
可问题是，从上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，“科学管理”的理念就不断地出现问题。很多企业都注意到，那些被“科学管理”的工人反而会刻意减少工作产出，避免被“最优化”。最初，管理者应对这种现象的方法是，对工人进行更严密的监控，并且在发现他们偷懒的时候严厉惩罚。可是，这种做法却很快被证明不管用，工人的产出和工作质量反而进一步下降了。
其实解决方案很简单，就是拓宽管理者关注的焦点：企业除了关注工人的产出之外，还得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，比如说，工人们除了工作，还需要和同事有充分的社交、有深度的关系；除了按要求完成工作，他们还需要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价值、有意义；除了被工程师告知，怎么工作才是最优的方法，他们还需要能自己就工作的问题做决策，获得充分的自主性。于是在管理学界，另外一种管理理念逐渐开始占了上风，就是所谓的“精益管理”。
精益管理的目的同样是提高工人的效率，但是它实现目标的方法却变了，不再是由某个工程师来制定所谓的最优方案，而是鼓励每个员工都持续地参与工作上的决策，大家一起变得更好。
算法时代最大的问题，其实还不是我们所说的，算法压榨员工，让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。算法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，企业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“工程师”，这个工程师能进行精确的计算，它总有“最优解”。而对于员工来说，算法工程师会制定出“最优的行为方式”，员工照此执行就可以了。这不正是倒退回了 100 年前的“科学管理”了嘛？ 而且，有两个趋势还在加速这种回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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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随着算法变得越来越强大，能找到“最优解”的领域在扩大，远远不限于一个工厂工人的工作量或者工作方法。从公司需要什么样的人员，到某一个职业的人员适配性，到一家公司的营销方法等等，各个领域似乎都有可能找到最优解。在越来越多的领域，员工的决策权，甚至是管理者的决策权，都在转移到“算法”这位工程师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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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全球大公司当中，有 1/3 的 CEO 是工程学或者计算机背景，还有接近一半的 CEO 是金融背景。葛派力教授认为，这类学科的教育本身就根植于“最优化”的理念当中。
当然，你可能会想，虽然“科学管理”之前是过气了，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在算法的帮助之下，之前没能走通的路，今天能走通呢？葛派力教授不这么认为。他认为，历史已经证明，最好的管理方式是在效率和最优化之间找到平衡，而不是一味追求“最优化”。
在科学管理时代，企业曾经遭遇过的管理问题，今天仍然会重现。员工对工作的责任感会降低，为工作作出贡献的意愿会减少，甚至管理者的权威也会下降，因为算法知道得更多嘛。现在有一些初步的数据已经发现了员工对于这种趋势的抵触：葛派力教授在文章里提到，在美国有 1/4 的企业雇员在工作的时候会遮住电脑上的摄像头，以防雇主监督；1/3 的企业雇员会在跟同事打电话的时候，刻意不使用公司的手机，而是转换到自己个人的手机上，以防雇主监听。
当企业使用 AI 算法对员工进行严密的监控，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工作效率“最优化”的时候，他们其实在实践一种过时的管理理念。科技向前了，但是管理却在向后看。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企业，人都不仅仅是手段，也是目的。